“階層固化”究竟是社會現實還是網紅詞匯?

當前中國正處于政治轉型、經濟轉型和文化轉型的特殊時期,社會階層之間的固化現象趨于明顯,“階層固化”作為近年來的輿論熱點,不僅成為媒體議程設置的對象,也是社會公眾討論的焦點。博約科技智庫中心高級輿情分析師李敏聚焦“階層固化”話題執筆暢言,邀您共同探討輿論場上“階層固化”的相關問題。

“階層固化”究竟是社會現實還是網紅詞匯?

1、被建構的話語現實:“階層固化”概念初探

“階層固化”作為近年來的輿論熱點,不僅成為媒體議程設置的對象,也是社會公眾討論的焦點。那么,究竟何謂“階層固化”?近年來學術界對其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階層固化”的概念來源于社會分層,一般而言,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按照一定的標準,將人們區分為高低不同的等級序列,意即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像地層構造那樣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級層次。一言以蔽之,即是按照各自占有社會資源的不同進行分層,從而形成的差異化狀態。在網絡輿論中,這種社會資源除了體現在經濟、權力、聲望等方面外,文化與社會關系資源的重要性越加凸顯。當各個層級形成后,層級與層級之間流動暢通的程度決定了當今社會究竟是“階層固化”,還是只是“流動性減弱”?由于其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且衡量標準也是出于動態變化之中。因此,相較于其他社會學領域的名詞,“階層固化”的論證與研究仍存在些許爭議。由于專業的局限性,筆者無法討論“階層固化”究竟是客觀性現實還是主觀性現實,但在從事輿情分析與研究的工作中發現,一旦熱點輿情事件涉及到“官二代”“戶籍制度”“教育公平”等因素時,輿論的某一切面總會圍繞“階層固化”進行展開。由此,筆者試圖通過網絡輿論場中對于“階層固化”的話語建構去理解何謂“階層固化”與何以“階層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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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4月《人民日報》刊文《“階級固化”的論調不能成立》到網絡社交平臺形成的“階層固化”話題討論,可以看到,不論是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新聞媒體,通過“階層固化”的議程設置進行適時輿論引導,還是社交媒體上對“階層固化”的多元化意見表達,都表明“階層固化”在網絡輿論場中,已然成為一種“被建構的話語性現實”,其訴求多集中于兩方面:一方面,輿論認為,目前中國社會階層在權力、資源、機會等方面處于不平等狀態,社會利益的獲得和資源的分配總是向處于社會強勢階層傾斜,并且存在嚴重的代際傳承趨勢,從而產生對社會分層流動性固化的哀嘆和向上流動無望的焦慮;另一方面,處于某一分層,特別是中等階層的人群,同樣產生了害怕后來者擠占空間的擔憂,通過強化“階層固化”的認知試圖弱化“后來者居上”的可能。因此,盡管不同話語主體的訴求不同,但當社會各階層都在討論與其利益相關的“階層固化”問題時,所形成的話語聲勢使得“階層固化”自然而然成為輿論場中的“網紅詞匯”,從而建構出話語性現實的“階層固化”。

眾所周知,形成輿論熱點議題的前提是,討論該話題的主客體有著同樣的利益訴求,且通過社會心理機制的催化,讓其形成共情效應。“階層固化”之所以成為輿論的焦點話題,是因為近年來被網絡輿論關注的熱點事件發酵,如“我爸是李剛”“中學老師發帖稱寒門再難出貴子”等,強化著“讀書無用論”“拼爹”等社會認知,體現了網民對不平等現實的不滿與焦慮,更是表達了公眾對實現向上流動的渴望和利益訴求。此外,當輿論將眾多事件成因歸為“社會階層固化”時,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階層固化”便成為事實性的結論,這一結論不僅可以讓更多人“抱團取暖”,也會成為某些非理性情緒表達的“借力點”。反觀之,“階層固化”的認知一旦形成,處于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們認為自己的成功理所當然,就算不付出努力也能夠成為中上層人士;而此時,處于中下層的群體則認為,不論怎樣努力終究無法向上流動,他們或自暴自棄或通過極端暴亂的方法予以應對。不論哪種結果,顯然都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階層固化”的話語現實本身便成為阻礙社會流動的表現,輿論場中形成的“階層固化”認知進一步放大了“階層固化”的社會風險指數,加大了社會風險的存在。

2、被放大的風險與被掩蓋的流動:“階層固化”在網絡場域中的話語表達

基于網絡輿論場中“階層固化”多是不同主體通過網絡這一平臺進行意見表達,而公眾所獲得的信息很大一部分來自網絡信息的“口耳相傳”,這種獲取信息的內容和方式極容易“失真”。在風險意識普遍存在的今天,這種“失真”的信息獲取或將進一步放大社會風險。對此,卡斯帕森等學者提出的“風險的社會放大”理論中有著很好的闡釋,他們認為公眾對風險的認知是多種因素作用下的結果,特別是公眾對于風險的社會放大反映機制會強化社會風險。當公眾通過簡單化的經驗感受和價值傾向,去看待“北上廣的戶籍制度”“富二代”等社會現象時,容易將其視為“階層固化”的社會表現和論據支撐,而當此觀點在網絡平臺進一步發酵,進而形成大面積的負面議題,意見更加容易走向群體極化,從而進一步放大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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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中,高考和公務員招考被認為是社會垂直流動較為公平的通道。特別是高考,“文革”結束以后,人們重新獲得了通過個人努力向上流動的可能,而在教育制度相對完備的今天,其不僅成為最為公平的社會流動通道,也促使教育成為公眾最為關注的民生話題之一。縱觀2018年的熱點輿情,關于學區劃分、農村教育、學前教育等有關教育公平事件,總會不間斷地撩撥著公眾的敏感神經,屢次占據輿情熱點之首。一方面,普通大眾將教育視為自身突破社會階層,獲得向上流動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區域間、城鄉間教育資源不足和分配不均等教育公平性問題,逐漸成為減少階層流動障礙的主要路徑之一。此外,在教育的重要性尚未被大眾深入認知之時,基礎教育的普及被看成是社會平等化和社會資源重新分配的重要方式,高等教育則是一種選擇性的教育。隨著公眾對教育重要性的認知逐漸清晰化,保障教育公平性逐步成為普遍訴求,擴大高等教育范圍的呼聲也隨之大漲。因此,在2019年兩會上,許多人大代表針對教育資源不足、教師待遇保障等教育公平性問題,提出“應加快補齊民生短板,明確的改善措施和目標,積極破解學前教育“入公辦園難、入民辦園貴”、義務教育“擇校熱”“大班額”等問題,進一步增加教育資源供給,落實教育公平制度”。

作為話語性現實的“階層固化”,在網絡輿論場多以自身利益的訴求、情緒的發泄以及風險的放大表現出來。不論是自媒體平臺對于“階層固化”的情緒化訴求還是新聞媒體平臺對于“階層固化”的輿論引導,都關系和凝聚著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價值體系。因此,針對“階層固化”這一話題,不論是如何逐步掃清社會正常流動的若干障礙因素,還是在網絡輿論中做好正確的輿論引導,都是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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